殊途同归的一对师徒:讲忠信的曾国藩,痞子腔的李鸿章

晚清历史上,堪称柱石的名臣有很多,“四大名臣”外加一个坐镇东南的刘坤一,更是再造“同治中兴”。但是“可人”张之洞打造的南洋新军,阴差阳错成了大清的掘墓人;两度任职“两江总督”的刘坤一,也曾说出“我这颗脑袋姓刘”这样“大逆不道”之言;至于“抬棺西征”的左宗棠,更是在“万寿节”都未参加行礼。所以清朝庙堂之上用起来最顺手的当属一对师徒,也就是湘军和淮军的扛纛人,曾国藩和李鸿章。两人联手绞杀已经占据半壁天下的太平天国,此举堪称为大清续命之功。对于李鸿章来说,更值得感激的是曾国藩“淮由湘出”。 当太平军采取“西线守、东线攻”的防御之策时,“包邮区”一带告急。

其后,驻扎安庆的曾国藩不愿调走湘军,便奏请朝廷,让李鸿章招募淮军,东援上海。这一决定使得李鸿章由“帮办”或“幕府”变成“大帅”,招募兵勇,自成淮军,终于有了在宦海中安身立命的筹码。李鸿章离开安庆的时候,曾国藩不但拨给了“湘勇八营”,其中有曾氏的亲兵两营,还亲自去码头送行,“临别赠言,深沉相劝”。 可以说,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和提携下发迹的,而李鸿章也将恩师的教导奉为“枕中秘”。这份师生之谊在围城南京时,李鸿章不惜抗命,将攻下天京的不世之功,让与恩师胞弟曾国荃。如此熟谂人情世故的李鸿章,更是扶摇直上,接替曾国藩的直隶总督要职。

但是,这对师徒之间曾有这么一个场景,曾国藩问李鸿章道:“有一事,少荃可曾想过,那就是与洋人打交道的尺度问题。你早在江苏任上时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但那时不过是与个别洋人的交往,而今不同了。直隶境内与洋人往来就像家常便饭。”李鸿章答:“我想,与洋人往来交涉,只管与他打痞子腔。”曾国藩一怔,李鸿章以为是老师没听懂什么是“痞子腔”,立刻解释起来:“打痞子腔是我家乡的土话,意思是举重若轻,油腔滑调地糊弄一下就是了。”曾国藩听后当即言明:“打痞子腔万万不可。我们与人相处讲求一个‘忠信笃敬’,即用诚意去感化洋人,维持和局,对洋人要谦和,讲求信用,不能有半点虚骄之情于言行之中。这一点,你要切记、切记!”

最终,李鸿章对于老师之教诲没有践行,两人对待洋人迥然各异之态度,最后不过仍是殊途同归。讲忠信的曾国藩,在湘军鼎盛时期,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任上被刺,“刺马案”之波澜诡谲,结果不过是慈禧弃子一枚,湘军集团却满盘皆输,所谓黄袍加身,成为曾国藩帐下人马的臆想。而李鸿章虽说懂得举重若轻的“痞子腔”,也难迈天地君亲的禁锢纲,东南互保之后,一个“颔首”的动作,已是师曾之后上行下效的最后决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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